“兩澤相麗 互相滋益”，揭秘哥倫比亞大學與中國教育的百年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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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環球教育 594
中國教育學近代以來的發展離不開留美歸國留學生群體的貢獻。是這些留學歸國學子完成了中國現代學術中教育學學科從無到有的建立和初步的發展。而其中對中國教育產生重大影響的教育理念，以及對中國現代教育的變革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如陶行知、胡適、郭秉文、蔣夢麟、陳鶴琴、張伯苓等等均和這樣一所學校有著深厚的淵源，這所學校便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在1847年，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容閎赴美留學。他從耶魯大學畢業之后，回國參與發起和組織了留美幼童項目。在1872年到1875年間，清政府分四批派送出的120名幼童中，便有多位學子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其后，歸國學子之一，時任赴美公使的梁誠說服了美國政府簽署法案，退還了第一筆庚子賠款，創辦了清華學堂并選拔了一批赴美留學生，掀起了自1909年起的赴美留學熱潮。庚款留學生多數都進入了美國頂尖大學，其中有高達179人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案鶕环?854-1953年在美頂尖大學獲得各級學位的中國留學生的統計，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學位的中國留學生有1834名，在當時全美名校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密歇根大學（1300名），再后是麻省理工學院（734名）和哈佛大學（647名）等?！盵1]哥倫比亞大學不僅培養出了我們耳熟能詳的三位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胡適、馬寅初；教育家陶行知、郭秉文；散文家梁實秋、徐志摩；哲學家金岳霖、馮友蘭；社會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聞一多、潘光旦、吳文藻；外交家顧維鈞、蔣廷黻；金融學家宋子文；科學家唐敖慶、姜圣階等一大批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科學先驅，更對中國教育發展有著中大的影響。在陳志科先生的專著《留美生與中國教育學》里，探討留美生與中國大學教育學系的創建與發展部分中，有多處論及了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國生的貢獻。而在教育史研究中，也有多篇文章專門論述哥倫比亞大學歸國群體與中國教育學的關系。作為美國歷史最悠久的綜合性私立大學，美國“常春藤”盟校之一，哥倫比亞大學世界聞名。前身為紐約教師進修學院的師范學院在1898年并入哥倫比亞大學，并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四所學院之一?！?0世紀初，在院長羅素（James Russell）的大力延攬下，該校師資陣容之盛堪稱執世界教壇之牛耳。這里聚集了一批在世界現代教育史上成就斐然、聲名顯赫的大師級學者，如杜威（John Dewey）、孟祿（Paul Monroe）、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克伯屈（W.H.Kilpatrick）、斯內登（Sneedden D.）、拉格（H.Rugg）、康茨（J.S.Counts）等。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成為世界各地的青年學子心馳神往的教育圣地。此期來美國學習教育的中國學子亦紛紛將其視為自己留學求知、實現人生抱負的首選之校?！盵2]這些中國留美學子歸國后成為宣傳教育思想的先行者，完成了民國時期現代學科教育學的知識理論引進、課程體制構建，讓教育改革有了實用的主張和方法，得以真正的實施開來。[3]而這個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中都有著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國學子的身影。
引入新教育理念
早在1909年，第一位來到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的中國留學生李亨便在此獲得了學士學位。1914年，郭秉文以《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獲得該院博士學位，成為第一位以博士學位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的中國留學生?！皬?914年至1959年，在美修習教育學的中國留學生完成博士學位者共計132人，其中56人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占42%之多?！盵4]這些學生深受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名師們的影響，對克伯屈、孟祿、杜威、施吹耳（George H.Strayer）等人的思想尤為推崇，引入的很多教育觀點影響了中國近百年。[5]在哥倫比亞接受的教育，也為這些學子樹立了先進的教育理念，為歸國后的教育改革活動奠定了堅實基礎。為了宣傳新思想，傳播新理念，1919年，由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暨南學校、中華職業教育社五個單位，共同組成新教育共進社，編輯叢書并出版月刊《新教育》?！缎陆逃返闹骶幨Y夢麟、陶行知及多位編輯和主要撰稿者都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習研究。[6]而從1919年創刊至1925年停刊，《新教育》共出版11卷53期，介紹了世界教育情況，成為傳播國外教育大家思想的主要媒介，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教育雜志之一。
傳播教育新方法
此時，雖然已有新的教育方針，但學校中流行的是從日本引入的赫爾巴特的教育理論與方法，以至于教育面貌并無根本改變。而杜威、孟祿、克伯屈等美國教育家思想的傳入和相繼來華講學的宣傳，則為中國教育界帶來了實用主義教育的新理論。[2]1919年4月30日，在胡適、陶行知、郭秉文、蔣夢麟等人的倡議和直接推動下，美國實用主義哲學鼻祖杜威來到上海開啟了2年多的講學之路。杜威全面、系統的講解了其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教育思想。他反對傳統的灌輸和機械訓練的教育方法，主張從實踐中學習，推廣調查、實驗和測量的教育研究方法。他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等理論影響至今。而孟祿的教育思想也為當時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指導和建議。孟祿是教育史學家、美國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國際比較教育領域的奠基人。他在哥大教育學院曾擔任國際研究所所長，一直致力于推動中美教育交流及中國近代教育改革。他早在1913年便來到中國進行了訪問。從1913年到1941年，孟祿共14次來華，“在中國教育、社會發展的許多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跡?！?921年，孟祿在學生陶行知、郭秉文等人的策劃下，在中國進行了將近四個月的大規模教育調查，考察各類教育機構150余處，在《孟祿的中國教育討論》中留下了他的觀察思考及建議。[8]在考察過程中，孟祿還進行了多次宣講，宣傳介紹了歐美最新教育理論和改革動向，為中國教育界提供了理論支持，對于改革學制和改進中學科學教育有非常大的積極推動作用。[9]孟祿在參與1921年的第七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年會（該次會議通過了“新學制草案”）期間，除了發表演講外，還以座談、討論、著述多種方式對學制改革給予了具體指導。他專門發表了《對于學制改進方面之意見數則》一文，針對學制改革的目的、教育標準的制定、教師水平、高等中等及小學的修業年限、所學學科等一系列問題都有指導和建議。對于1922年頒布的《壬戌學制》（即“六三三”學制）起到了極大的貢獻作用。此外，1924年，在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孟祿、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等人的推動下，時任美國總統卡爾文·柯立芝決定第二次退還總計約1250萬美元的庚子賠款，并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來對此款項進行保管分配和監督。孟祿擔任該基金董事會的副會長長達二十年，在資金上面給予中國的教育發展非常重要的幫助。繼杜威、孟祿來華講學之后，進步主義教育家克伯屈也于1927年訪華，考察并討論中國教育問題，講解設計教學法（Project Method）。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國生群體和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倡導和協調下，帕克赫斯特（H.H.Parkhurst）女士、華虛朋（Carleton.Washburne）也先后來華講授道爾頓制、文納特卡制。據統計，在1912年至1937年期間來華的外國教育家、教育專業人士中，共計15批次外國人士中，有12批次是來自美國的教育家或教育專業人員。[8]
中國教育新實踐
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名師們的先進教育理念影響著這些留學學子，他們對中國留學生所成立的中國教育研究會所給予的悉心指導，讓熱心中國教育研究的留學生們受益匪淺。中國近代教育教育家們的到訪交流進一步推動了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派教育思想的傳播。而以胡適、郭秉文、陶行知為代表的的歸國學子則實際推動著教育思想的落地實踐。蔣夢麟、胡適等對杜威哲學思想進行闡釋和傳播時，會刻意去辨明其與中國哲學的相似或共通之處，并自覺使用西方教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教育問題。像是陶行知提出的“社會即學?！薄吧罴唇逃钡壤砟畋闶菍⒍磐逃鲝埥Y合本土實際的實踐；陳鶴琴提出的活教育實驗也是將杜威教育哲學在中國幼兒教育領域進行調適后的應用；而邰爽秋《教育調查應用表格》一書中也是將施吹耳、安革霍(N.L.Engelhart)的“小學建筑記分表”(Score Card for Elementary School Buildings)修改加工，形成“教育調查應用表格”，應用于小學校舍測量。[10]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為中國教育界培養了大批人才，并未中國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際建議，促進了中國教育制度的改革創新及中國近代教育思想的發展。中國近現代教育的發展與哥大教育學院密不可分。隨著中美建交和中國改革開放啟動，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美教育交流不斷加強，哥倫比亞大學再次迎來了大批中國留學生。2000年7月，哥大與中國教育再續情緣，在有關機構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亨利·露絲基金會等的大力支持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知名教育經濟學家曾滿超教授創辦了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教育研究中心，是美國常春藤大學第一所側重于中國教育研究的學術中心。該中心成立至今20年，不僅開展了許多中國教育項目的研究，并陸續撰寫、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研究報告，二十年來還邀請接待了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廈門大學、云南師范大學等中國知名高校的教授、研究員和博士生到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訪問和交流。還為中國地方教育部門負責人、大中小校長、骨干教師開展了30期高端培訓項目。近年來，哥大中國教育研究中心還多次舉辦關于中國教育的國際研討會，通過學術研究、教育培訓和對外交流活動，促進中美教育的交流與合作。相信在未來，隨著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廣泛和深入，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對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還將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雙方也將協同探索未來教育發展之路。
